編者按：可持續發展與ESG(環境、社會、公司治理)議題發展蒸蒸日上，但隨之而來的是諸多爭論。《公益時報》發起“ESG在中國”專題的目的，便是展示這個復雜的國際性話題，在與中國實際情況相融合過程中產生的演化、進化和文化。須要聲明的是，不同學者、企業、機構基于自身研究、觀察，對于ESG的觀點存有異同，我們希望坦誠呈現多方聲音、觀點、研究、實踐，幫助讀者朋友進一步思考可持續發展與ESG議題，更期待與讀者朋友一同交流。

　　“ESG在今年開始會有大的改變，將會推動企業可持續發展維度的研究，而不再抓ESG體系化的實施。”在接受《公益時報》專訪時，深圳可持續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張亞龍如此預測。

　　對于ESG，張亞龍多會結合ESG在中國企業發展的現狀，并在可持續發展的框架內討論。“有些企業的業績和發展態勢十分迅猛，但ESG評級機構的得分卻很低。”相對于單純推進ESG這一概念，張亞龍更關心ESG的創新概念，“即在ESG體系之下，企業如何實現可持續發展，這才是我們的關注點。”

　　在他看來，“ESG是制造企業發展新的競爭力，SDGs是企業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機遇。”不過從決策層面來看，ESG和企業決策關系的融合度并不高，而可持續發展議題則更為融合。“企業不管是老板還是決策層、董事會,他們天天思考的問題就是企業未來如何發展，其決策體系就是圍繞著企業如何可持續發展來設計的。”

　　對于全國溫室氣體自愿減排交易(CCER)等熱點事件，張亞龍則結合其團隊曾經的實踐案例，鼓勵慈善組織積極參與可持續發展議題，從“大話題”中尋找“小切口”，擁抱可持續發展理念。

　　CCER：尋找大話題中的小切口

　　公益或者慈善組織，與ESG、碳中和有什么聯系?

　　在接受專訪時，張亞龍頗有興致地聊到公益慈善事業與ESG的聯系。作為我國較早從事全球可持續發展議題的研究者和倡導者之一，張亞龍一直關注城市可持續發展等議題。

　　在2023年第十屆中國公益慈善項目交流展示會(以下簡稱“中國慈展會”)上，張亞龍的工作格外忙碌。“我們為慈展會打造近零碳展會，發布了報告，做了很多工作。”

　　現場，張亞龍主持了題為“企業ESG賦能城市碳中和與可持續發展”的分議題論壇，探討“公益+雙碳”“零碳城市”等多個議題。

第十屆中國慈展會零碳集市

　　“公益力量是城市碳中和及可持續發展中重要的組成部分。沒有慈善組織，社會利益攸關方就不完整。”張亞龍談及這一行動的初衷，直言雖然社會組織有意愿參與這些工作，但“需要有效的參與方法和引導”。

　　在他看來，目前公益慈善事業在可持續發展這一話題上，呈現“兩頭倒”的特點：一是公益力量在參與國家重大戰略時政策優勢不明顯;二是公益力量多基于責任導向，對于大量的民間社會組織而言，他們需要更多“小切口”參與“大話題”。

　　對于慈善組織要參與的“大話題”，張亞龍以CCER重啟為例。

　　2024年1月22日， CCER在北京綠色交易所正式重啟。張亞龍認為CCER重啟備受關注的主要原因有三方面：“第一是氣候變化的大背景十分急迫。第二是涉及碳的政策，整個行業或具體企業，以及C端的居民行為，都在方法學的完善下逐步成熟，具備了交易的能力。第三則是交易所整個體系建立起來了。”

　　在張亞龍看來，CCER從啟動、暫停到重啟證明，“CCER的社會意義非常明顯。”這次重啟至少影響三個方面：首先是觀念和意識的改變，“在某些環節，碳的問題是倫理學命題，而非技術命題”。張亞龍以城市端居民的參與意愿為例，“這是一個現實問題，居民關注參與以后有沒有效果，利益機制如何建立”，而CCER的重啟則釋放了一個強烈的信號，“這是一件非常重要且必須要做的事情”。

　　至于CCER這個“大話題”，張亞龍希望慈善組織能夠關注在這一議題下“城市中的人”，這一“小切口”。

　　人：可持續發展的核心

　　作為在城市可持續發展領域深耕多年的學者和實踐者，張亞龍認為，無論是項目建設還是城市建設，綠色發展注重生態環境和經濟社會資源之間的平衡，“人”在其中的作用頗為重要。

　　張亞龍以深圳為例，解釋中國城市可持續發展“機遇與挑戰并存”的現狀。

　　張亞龍指出，在深圳人口快速聚集、產業迭代、城市更新、城市總體實力快速提升的過程中，城市的配套服務能力成為可持續發展的制約性因素。而相較于健康、教育體系等短板，“城市的空間資源是最直接的短板”。

　　“城市的空間資源稀缺，這意味著城市的廢棄物，或者說資源的高效利用能力不足。這也是所謂大城市發展的通病。”張亞龍表示。

　　像深圳這種超大型城市問題和發展的軌道之間如何平衡好，既能夠把問題變成有效的機制，給發展賦能，又能夠讓深圳在未來十年或者在更遠的未來保有發展能力?張亞龍認為，“關鍵還是要找到深圳可持續發展的動能和核心能力，以創新引領超大型城市的可持續發展。”

　　就城市可持續發展的代表性而言，張亞龍指出，“其實大家都在圍繞著人口、資源、環境、生態這些關鍵詞，實現一個資源、環境和經濟的均衡發展。所以說可持續發展的關鍵詞就是要實現多要素的均衡配置和最優化的邏輯。”

　　在張亞龍看來，CCER的發展與城市可持續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是相向而行的。

　　“城市可持續發展整個體系的設計是以人為中心的，所以我們不能把城市治理和人的這個行為隔離開。”張亞龍和他的團隊試圖從政策面推動生態和經濟方面的項目，“最終實現人的幸福感、存在感和獲得感，這是可持續發展的核心，也是城市可持續發展的核心。”

　　張亞龍認為“CCER正好圍繞著人與生態之間搭建了一個非常有效的渠道”，可持續發展讓每一個人都擁有參與推動城市發展與生態保護、資源環境方面和諧關系的機會，相應地，這也正是“CCER發展的機遇和挑戰”。

　　同樣要迎接發展機遇和挑戰的，還有企業。

　　在三大交易所發布可持續發展信披指引的背景下，“我們比較鼓勵企業做可持續發展報告，而非ESG報告”，張亞龍直言。

　　在他看來，二者存在一定的差別：盡管ESG關注到了社會、生態和企業治理三個維度，但是ESG傾向于關注責任下的邏輯，這與可持續發展的邏輯不同，可持續發展報告的重點是講述企業如何在未來有更好的發展，強調的是結果性的概念，ESG 報告則是強調企業做了什么。

　　企業：如何走向可持續發展

　　“頭部企業應該盡早實現從ESG到SDGs的跨越。”張亞龍直言，“如果企業出口比重不大，企業就沒有太大必要按照國外的ESG標準。”

　　“頭部企業的價值實際上不僅是自身的價值，它會影響到整個產業鏈的價值導向。”張亞龍以蘋果、特斯拉等公司舉例認為，產業鏈的“鏈主”應盡早按照可持續發展的目標體系設計企業未來發展路線圖，這樣才能夠吸引投資人和社會的認可，得到供應鏈的響應。

　　在他看來，ESG強調指標的對應關系，因為指標體系不匹配，供應鏈的下游企業較難建立對應關系，但SDGs全球一體化的發展，其寬度能夠為企業提供完整的供應鏈，更加有利于企業的發展。

　　對于ESG，張亞龍指出其兩個功能：第一是盾牌的功能，ESG為企業樹立一個保護傘，以應對有關監管和市場的不確定性;第二則是ESG對于企業融資賦能的能力，“這個是關鍵，如果ESG無法為企業創造融資價值，企業肯定不會關心ESG的。”

　　根據當下的實際情況，張亞龍堅持在可持續發展的框架下推動ESG發展，并且關注并探索ESG發展的更多可能，其中一個較為重要的工作便是“ESG數字化”。

　　據張亞龍介紹，提出這一概念的背景有兩個：

　　其一，ESG所代表的三個板塊中，企業往往在G(公司治理)方面相對成熟，這些體量較大的企業的OA系統往往較為成熟，企業治理層面的數字化水平較高。但在E(環境)和S(社會)層面企業存在數據嚴重缺失的現象，導致ESG披露精準度大幅度降低，而第三方評價機構的話語權由此不斷擴大。

　　其二，ESG報告作為企業的數據庫或是資源庫，從企業編制第一份報告開始，隨著企業存在，報告撰寫也會持續進行。從五年甚至更久的時間維度來看，如果企業有數據庫支持，每一年的報告編制和工作開展便容易進行優化和比較，進而降低企業在ESG方面的投入。“因為ESG報告的結構相對固定，每個版塊自身的數據都會有加工能力”。

　　“企業ESG能力的建設，離不開數字化的支撐。”張亞龍這樣說。

　　張亞龍對ESG數字化的作用展開了描述，“未來企業可實現的場景，需要有數字化支撐。比如說企業對于氣候變化、生態或者社會發展的貢獻，這些是靠情景模擬來實現的。而基礎數據的成熟度就是情景模擬的基礎。”因此，ESG數據庫就尤為重要，張亞龍指出，“如果企業自己有ESG數據的能力，并且能夠借助于平臺的ESG數據庫，這樣的話，企業不管是應對未來氣候變化，抑或是對標國外標準治理，都有了更多決策優勢。”

　　除了推進ESG數字化建設之外，張亞龍還提到他們已經搭建的ESG創新網絡。

　　“ESG創新網絡的基礎已經搭建好了，主要是和PRME(聯合國全球契約責任管理教育原則倡議組織)中國共同發出。”張亞龍說，“PRME中國從教育和商學的角度，圍繞企業如何做好社會責任，如何做一個有責任感的企業家的體系來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