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30年代世界紅萬字會青島分會全景

　　女道德社是婦女修身和行善的機構，1921年籌備于濟南，次年正式成立，總社在北京(北平)，是民國時期頗有影響的婦女團體之一。女道德社對于婦女解放運動雖不甚積極，但在慈善領域卻頗為活躍。

　　女道德社的興起

　　近代慈善事業需要婦女的參與。近代中國天災人禍連綿不斷，傳統的社會結構不斷解體，不少人處于失業和半失業的狀態，陷入生活困境。因政局不寧，軍閥混戰，各級政府自然無心、無力從事救濟，即使有所救濟，也是杯水車薪。善堂等也因社會動蕩，賑濟頻繁，捐贈減少，善款枯竭，以至于日常運轉都難以維持，救助活動更是有名無實。于是，由地方少數人所主持的善舉就不得不讓位于以社會各階層廣泛參與為基礎的近代慈善事業，在這種背景之下，婦女介入慈善領域自然也為各界所歡迎。

　　近代西學東漸，男女平等逐漸成為社會的潮流，愈來愈多的婦女走出家門，或求學或做工或從事其他活動等，隨著眼界的開闊，其自我意識也不斷覺醒，開始爭取社會權利，鑒于當時的環境，有的女性選擇了行善這一間接途徑。1930年4月，青島的叢世儉、劉淑貞等數十人發起成立世界婦女紅萬字會青島分會時就表示“以張女權而利慈務”。

　　道院推動則是女道德社成立的直接原因。1921年，濟南道院成立(后被尊稱為“母院”)，次年經北洋政府立案為宗教團體，很快就發展為一個全國性的組織。道院“禮敬多神”，標榜基督教、回教、儒教和佛教和道教五教同修、不偏不倚，一開始就表現出了國際化的雄心，但其教義并不系統嚴密，主要靠扶乩這種中國古老的迷信形式求得所謂神的啟示，當時就為國內輿論所詬病，要走出國門，難度很大。為此，道院也頗動了一番腦筋，1922年專門組織了世界紅萬字會“去辦度人救世的慈善事業”，舉凡對外活動均由該會應付，借以減少擴展阻力;同時還大力宣揚男女同修，組織女道德社，以喚起婦女的信仰，擴大社會影響。

　　按有關章則，女道德社和世界婦女紅萬字會屬于同一機構，不過一個對內一個對外而已。前者是“女方集修之所”，后者負責辦理慈務，“以促進世界和平，救濟災患為宗旨”，1929年世界婦女紅萬字會中華總會成立，附設于女道德社總社內，各地設分會，會員(只有社員方能成為會員)則依照捐、募以及所納會費的多寡，分為特別、名譽、普通和終身四種。本來，女道德社成立后應再附設世界婦女紅萬字會分會，實際情況未必如此，如1935年，全國女道德社計有140余處，而附設世界婦女紅萬字會分會者尚不足一半，因此，慈善活動基本上由女道德社來承擔。

　　女道德社由道院指導而成立，其興盛與否完全取決于道院活躍的程度，道院以華北、華東和東北地區一帶居多，華南和西北甚少，女道德社分布也大抵如此。其中山東為“道慈發源之地”，到1935年，全省道院近70處，女道德社也達到了30多處，至于社員僅濟南女道德社(1931年被稱為“母社”)就達1717人(當時全國為18161人)，若再加上煙臺、青島等地，社員人數則更可觀。另外，社員還具有家庭化的特點，一般地，其夫、父多為道院中人。

　　隨著活動的頻繁，各地女道德社也認識到要弘揚慈業，僅依靠道院是不現實的，必須獨立地負起管理的責任，1935年在濟南所召開的第一屆女道德社大會就是這一指導思想的產物。

　　慈善觀念及實踐

　　女道德社主張“修道于社內，行慈于世上”。在激勵婦女自覺行善方面，女道德社除了宣揚民間所流行的“惡有惡報，善有善報”以及積陰德等說教外，主要就是借助于扶乩的辦法，通過婦女所熟知的菩薩等訓示，反復闡述道慈(即修身和行善)之關系，強調二者一表一里，密不可分。

　　女道德社善舉一般分為永久和臨時兩種。永久慈務包括學校、保姆、育嬰、恤嫠等事業，臨時慈務包括賑災以及各種施舍等。在普救主義的前提下，女道德社側重于救助不幸的婦幼群體。為防止婦女因貧困而改嫁，各地多有恤嫠所、清節堂之設，不過近代已被進步輿論認為屬最要不得的封建糟粕之一，南京政府也表示恤嫠所等有鼓勵婦女守節的意圖，與“時代思想不和”，應予取締。然孀婦上有需要贍養的老人，下有嗷嗷待哺的黃口小兒，又難以得到家族和政府的救濟，其生活之艱可想而知。世界婦女紅萬字會青島分會就認為：“世間最苦者莫過于極貧孕產之婦、孤孀之嫠”，于1930年發起創辦了恤嫠所和恤產所，專門救濟貧苦孀婦和孕產婦等，每年分別救濟50、12名，每年分兩季施給面粉和衣服;如皋女道德社恤產所則按甲乙丙進行救助。在救濟的過程中，各社也意識到單純的散衣給食只會救一時之急，根本無法提升婦女的生存能力，若只注重女德，講究修身養性，“茍不在職業上謀出路，則仍不能自立社會”，要想“救人救徹”，就應培養其自立能力。其實，各地女道德社均有蠶桑部、織繡部、烹飪部、縫紉部之設，甚至附設職業學塾，教授女子普通文字和職業技術等;有的還附設因利局，實施小本貸款，專門扶持那些與從事小本生意而又缺乏資金的城市貧民，間接救濟貧苦的婦女。

　　中國歷來有慈幼的傳統，受近代兒童中心論的影響，婦女的慈幼觀念也不再僅僅停留在悲憫和人道的層面，而是逐漸意識到兒童是“國家的繼承者”和將來的主人翁，他們擔負著復興民族的重任，可由于天災人禍以及貧窮等，嬰幼兒夭折者甚多。對此，一些女道德社采取了“恤產”的辦法以達到間接保嬰的目的;對于那些失去家庭庇護、四處流浪的孤兒等，則協助紅萬字會設立機構收養，供給衣食，并授以普通教育和一定的技能，以培養其健全的人格和謀生的本領;為從根本上防止貧困的代際傳遞，不少女道德社還針對貧民子弟多幼年失學的現象，發起成立了慈善學校。如1927年所成立的濟南母社養正小學，從初級班到高級班兼而有之，北京婦女總會第一女子小學、上海女會附屬初級小學等都招收貧寒子弟尤其女孩予以教育，其中困難學生或免其學費或減收半費，甚至還供給書本等用品。

　　“凡事進行，非財莫舉”，對于消耗性的慈善事業來說，只有籌集到足夠的資金，才能保證善舉的順利實施，否則就是無源之水。在當時，開辦游藝會、在報紙上刊登捐贈啟事等都是非常流行的辦法，但女道德社很難采用，其善款基本上來自社員捐獻，渠道比較狹窄，其中既有義務性質的，如每社員每年應繳納社費2元，另外就是自愿捐助。社員以家庭婦女居多，職業女性甚少，經濟能力有限，捐獻數額自然不多，勸募也僅限于自己所熟悉的小圈子內。不過女道德社遵循著量力而行的救濟原則，多則多施，少則少施，救一得一，這就避免了入不敷出、善舉無法維持的尷尬局面。至于重大災禍救濟，各社則采取了群策群力、聯合行動的辦法。1935年，山東、河北等地遭受前所未有的黃河水災，在第一屆女道德社大會上，濟南母社提議各社盡力捐助，并得到了與會代表的積極響應，總社、上海女道德社等40余社當場認3325元。各地女道德社還本著“大道無私”的精神，將救濟的觸角伸向了各地，不論是國內還是國外，舉凡發生災禍，均伸手相助，并無畛域之見。譬如1923年的日本地震、1932年的淞滬抗戰以及1933年的長城抗戰等，女道德社雖不能直接派員前往賑救，但也募集款項，交與世界紅萬字會代為施放，以表達人道主義的情懷。

　　評價

　　從1922年起到抗日戰爭前夕，僅僅十余年的時間，各地女道德社就發展到了140余處，社員達數萬人，女道德社慈善活動之頻繁，社員參與之熱情，都是歷史上所未有過的，也惟有如此，近代慈善事業才得以壯大和發展。其善舉涉及到社會的方方面面，從救濟貧者的生老病死問題向教育、衛生和經濟等領域轉變，救助方法也有所創新，開始變單純的“輸血”為強化被助者的“造血“功能。女道德社運作比較規范，從內部機構設置到款物的保管、發放監督以及審核等都做得井井有條，婦女從中學到了管理的知識，定期不定期地公布款物開支，也提高了團體的社會公信力。隨著經驗的積累，各地女道德社也嘗試共同從事救助活動，諸如組織上聯合，信息上共享，經濟上互通有無等，這就整合了內部力量，增強了自身的凝聚力。可見，慈善不只是個簡單的施予問題，實際上也是一個互動和互惠的過程，它既讓弱者體味到社會的關懷，也使婦女的社會價值在付出的過程中得到了升華，并增強了參與社會事務的信心。

　　總的來說，民國時期，社會劇烈動蕩，人們多有朝不保夕之感，女道德社的說教恰迎合了婦女害怕變革、追求穩定的心理，自然博得了不少人的信仰，很快發展為一個頗有影響的婦女團體。在啟迪婦女心智、增強婦女的社會參與能力以及促進婦女自立等方面，女道德社闕有其功，可惜未能與時俱進，把慈善事業與自身發展緊密地結合起來，更沒有對于當時的女權主義思潮做出積極的回應。

　　但由于指導思想上的偏差，女道德社在爭取婦女解放方面建樹不多，顯得有些落伍。女道德社的活動也證明，中年女性同樣有著社會參與的愿望，如果將其組織、動員起來，灌輸新思想，則可以改變少數女性孤軍奮戰的局面，推進女權運動的開展。

　　(據《山東女子學院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