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華僑陳嘉庚自民國初年就多次捐資，計達數十萬元，先后創辦集美小學、師范及中學及同安縣屬男女小學，并設立集美基金；自1920年起，他又與多人捐資籌建廈門大學，十余年間慨捐400萬元。圖為1921年4月6日，廈門大學借集美學校即溫樓開校

　　中華民國肇建后，北京政府頒布了《捐資興學褒獎條例》《義賑獎勸章程》《褒揚條例》等多部褒獎慈善捐贈行為的法律法規。其中，1913年頒行的《捐資興學褒獎條例》，作為近代中國第一部有關慈善捐贈方面的專門法規，經北京政府數次修訂完善，成為民國時期社會救濟、衛生、水利等領域同類法規的藍本。事實上，該條例不僅在立法學上極具藍本意義，且在民國教育史、慈善史上也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立法動因

　　一是促進新式教育發展的需要。1911年辛亥革命巨變，給新式教育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中華民國甫建立，南京臨時政府、北京政府就先后進行了一系列適應資產階級需要的教育改革，頒行了“壬子癸丑學制”，建起一個更加完整的學制系統，這就為民國初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據北京政府教育部統計，1912-1913年，全國各類學校總數從87272所增至108448所，學生從2933387人增至3643206人。在短短兩年內，全國學校數量和學生人數增長迅猛，一方面反映出新式教育蓬勃發展的態勢，另一方面則表明它亟需新政府投入更多的教育經費，以保持其良性發展。然而共和肇基之初，國家財政十分困窘，教育經費尤為困難。為激發民眾的捐贈熱情，民國建元后，教育部即開始醞釀制訂褒獎捐資興學法案，并明確立法旨趣為“獎勸人民捐私財襄公益，借補國家財力之不逮”。

　　二是促進政權更替后法律銜接的需要。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之際，因各項法律未及制訂頒行，曾規定所有前清施行的法律，除與國體相抵觸者外，都得以暫行援用。與此同時，各省為興學捐贈者頻頻向中央呈請援例旌獎。在各省為地方紳民捐資興學請獎之案不斷呈報中央的情形下，民國北京政府及教育部迅即啟動了相關的立法活動，以彌補因政權更替帶來的法律空缺與不適問題，促進與前清法律的銜接。

　　三是完善教育法律體系的需要。民國初年，北京政府教育部在較短時間內制定頒布了一系列教育政策法規。但推進教育事業發展不能局限于教育領域內立法，還關涉到社會、經濟、文化多個領域，亦需要制定相應的法律法規，以期共同營造良好的法治社會環境。如果缺乏有關法律法規相銜接、相配合，或是不同的法律條文相抵牾，也將影響教育事業健康蓬勃發展。具體而言，在推進教育事業發展過程中，充足的經費是最基本的保障。由此，加強慈善捐贈褒獎立法，將捐贈者的捐資興學行為以法律的形式確立下來，并施以獎勵，不僅是激發民眾捐資興學積極性、推進教育事業發展的一項必要的保障性舉措，也是呼應各項教育政策法規、進一步完善教育法律體系的內在需要。

　　立法內容

　　《捐資興學褒獎條例》的條文并不繁復，其言簡而意賅，主要內容涵括法規調整規范對象、捐資興學褒獎標準、給獎辦法、褒章執照圖式等方面。后經三次修訂，大抵為相關條款的變更與完善。

　　一是調整規范對象。1913年《捐資興學褒獎條例》第一條明確規定：“人民以私財創立學校或捐入學校，準由地方長官開列事實，呈請褒獎。其以私財創辦或捐助圖書館、博物館、美術館、宣講所諸有關教育事業者，準照前項辦理。”由此而知，捐贈主體為國民，受贈對象除學校之外，還可為圖書館、博物館、美術館、宣講所等相關教育機構。1914年，教育部提出修正建議，同年10月公布了修正條例。第一條增列一款：“華僑在國外以私財創立學校或捐入學校，培育本國子弟，準由各駐在領事開列事實表冊，詳請褒獎。”第三、四條則規定私人結合之團體、遺囑捐資或捐資者未得褒獎而身故時，“其款逾千元者，分別獎給一、二、三等褒狀;至一萬元以上者，得獎給匾額”。這樣，作為法規調整規范對象的捐贈者，其內涵更完備、外延更周全，不再局限于定居國內的公民，也包括旅居國外的華僑，且由自然人擴大到法人。此后，1918年、1925年兩次修訂《捐資興學褒獎條例》，均沿用上述界定，僅在褒獎等次上對捐資款額有所調整。

　　二是捐資數額褒獎標準。1913年《捐資興學褒獎條例》對捐資數額分為七等，分別給予不同的褒獎。具體言之：“一、捐資至一百元者，獎給銀質三等褒章;二、捐資至三百元者，獎給銀質二等褒章;三、捐資至五百元者，獎給銀質一等褒章;四、捐資至一千元者，獎給金質三等褒章;五、捐資至三千元者，獎給金質二等褒章;六、捐資至五千元者，獎給金質一等褒章;七、捐資至一萬元者，獎給匾額并金質一等褒章。”該條在1914年修正條例中基本沿襲，僅將金質、銀質褒章改為金色、銀色，以便與此前頒布的《褒揚條例》規定相符，而1918年、1925年條例則刪去其中第七款。

　　三是給獎辦法。最初，條例對捐贈者的褒獎按其捐資數額多寡分為褒章、褒狀和匾額三種，而私人結合之團體以及遺囑捐資或捐資者未得褒獎而身故者，則只授予褒狀、匾額。褒章材質原有金、銀兩種，1914年修正案將其改作外觀色澤為金、銀兩色，亦按捐資多寡分三等授予。而條例迭次修訂，主要涉及一般褒獎、特別褒獎、團體捐資與遺囑捐資等方面內容。由于捐贈主體不同、捐資數額多寡以及應授褒獎等第的差別，各條例所訂褒獎辦法在程序、內容上亦有所異。

　　四是褒章及執照圖式說明。《捐資興學褒獎條例》在1913年首次公布施行時，于附則中規定了褒章名稱及執照圖式。褒章謂之“嘉祥章”，“中列篆文‘羊’字，周環嘉禾”。其釋義說，興學為“國之祥也，故取羊”，而羊是溫和慈愛的動物，“凡善、義、美、養等字，皆從羊，茲取之以喻興學之士”。周圍飾以嘉禾，則為國徽象征。同時，附則標示了三種不同等次褒章的直徑分寸大小，并規定褒章綬帶顏色及佩用儀式，即綬帶由紅、白二色相間，共五列組成，褒章應佩帶于上衣左襟之上。另附有褒章、匾額執照和褒狀格式，執照或褒狀先填寫捐資者姓名，隨后在空白處詳記其捐資興學事實。

　　實施效果

　　北京政府《捐資興學褒獎條例》的立法宗旨在于鼓勵民眾捐資興學，發展文化教育事業，縱觀該條例的頒行、數次修訂及其十余年的實施情形，應該說已達到其立法初衷，為民國文化教育事業、慈善事業發展發揮了推進與保障作用。

　　其一，激發了民眾的慈善捐贈熱情，捐資人數和款額總體呈增長趨向。

　　《捐資興學褒獎條例》自1913年“公布以來，各省報部援例請獎之案歷有多起”。據教育部統計，僅條例實施的當年，全國各省捐資興學在千元以上者有250人，捐資總額為784622元。這表明，民國政府剛剛肇建即以立法形式褒獎捐資興學者，此舉深得人心“，資鼓勵而昭激勸”之效很快彰顯出來，產生了良好的示范效應。慷慨解囊、襄助教育之舉在民初地方社會蔚成風習。

　　從捐資人數上看，江蘇、浙江、山東、直隸、廣東、福建、江西、奉天、湖南、安徽等省居全國前10位，其中蘇、浙兩省最多，分別為331人、247人;就捐資金額來論，江蘇、浙江、直隸、山東、安徽、湖南、奉天、廣東、福建、吉林等省居前10位，蘇、浙兩省亦遙遙領先，均超過200萬元。

　　民國時期，不乏捐贈較慷慨的富商巨賈，他們捐資興學動輒成千上萬元，固然是慈善教育事業發展的重要力量;而普通民眾資財有限，捐獻款物也許并不算多，但其素受樂善好施風習浸染，常懷積德行善之心，所蘊藏的捐贈熱情與能量卻不應忽視，集腋成裘，積沙成塔，這些小額捐贈積聚起來，猶如一股股涓涓細流匯成的滔滔善源，它同樣有助于推動民國教育事業的興盛與發展。有研究表明，民國前期，全國每筆興學捐款額平均為5044元，超過此平均數的僅蘇、浙、皖、滬、湘、豫等6省市，一般捐款數額并不太高。正緣于普通民眾涓涓細流般的捐贈，慈善教育事業才將更可持續地發展，更為綿長久遠。事實上，眾多捐資興學者家境并不殷富，卻富有仁心善念，樂善好施。如湖南永順孀婦王丁氏、王謝氏、王瞿氏等人，1912年捐贈亡夫遺產開辦勵志高等小學，后來又縮衣節食，陸續捐助兩千余元充作辦學經費。此類事例在民國各地并不少見，其事可嘉，其情感人。據民國期刊報道，至1915年4月，湖南省已有6縣23人捐資興學獲得教育部褒獎。

　　從時序上分析，1913年《捐資興學褒獎條例》明確了法律適用的溯及力，因而民國元年前后受褒獎者人數眾多，捐資數額形成井噴之勢。據北京政府教育部統計，因清末宣統二、三年捐資興學而受褒獎者累計117人次，捐贈額為62萬余元;1912年驟增至488人次，高達225萬余元，為民國前期捐資興學褒獎情形的峰值。顯然，這是該條例規定的法律溯及力所致，后來條款修訂改自民國元年起，1914-1921年間，全國捐資興學便呈現出穩步發展的常態，每年捐資受褒獎者大約在百人左右，捐資額大抵在20-60萬元之間。此后，經濟衰退、社會動蕩等因素也影響到該條例的實施成效，捐款隨之減少。

　　其二，改善了基礎教育的辦學條件，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民國教育事業的發展。

　　《捐資興學褒獎條例》頒布后，各省捐資興學的善舉頻頻，或以私財創辦學校，或捐贈款物充當辦學經費，“于振興教育頗多效力”。如江蘇東臺人蔡映辰，在清光緒、宣統年間就曾捐資創辦或倡辦啟秀藏書社、栟茶市公立啟秀初高兩等小學、私立蔡氏女學、公立康莊初等小學等多所學校，以惠鄉民族人。民國以后，他又陸續創辦私立蔡氏幼志初等小學、栟茶市公立西區初等小學、公立滸陵初等小學，并接辦公立南區初等小學，還在啟秀小學內特設師范傳習所及蠶桑傳習所，“先后成就甚眾”，歷年畢業生及在校生近700人。蔡映辰身兼各校校長，極力經營，捐助籌墊經費，1913年病篤彌留之際，遺囑家人，將以前墊款及自置田產、股票等捐入各校，作為永遠基本產業，并以廣生油廠股本銀500兩的歲息捐為津貼，用于當地貧苦學生出外求學的補助費。綜上各項，蔡氏在民國初年贈總額合銀多達3萬余元。蔡氏屢捐資財，廣設小學，不僅改善了地方社會的辦學設施，且對啟蒙幼童及興學重教風尚也有倡率之功。民國前期，許多中小學校尚屬草創，經費支絀，如蔡氏等人的捐贈猶如雪中送炭，紓解了它們的燃眉之急，有助于改善教學條件，以維系教學運轉或擴大辦學規模。

　　1914年《修正捐資興學褒獎條例》規定，對華僑捐資興學一律由教育部給獎，以示優異。華僑捐資興學熱情逐漸高漲，在國內創辦起各級各類學校，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尤以閩粵兩省最多。如福建省，“據不完全統計，這個時期華僑創辦小學約110所。從1925-1927年，晉江縣120所學校中，僑辦和僑助的學校有53所，占46%;廈門在抗戰前有39所學校，其中17所都由華僑捐資創辦或助辦，占45%”。這僅僅是民國前期華僑捐資興學之一斑，其時華僑捐資興學范圍已從中小學逐步擴展到師范、中專、職業學校，乃至大學及教育基金，成為僑鄉教育事業發展最重要的推動力量。華僑慨捐興學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地方教育經費的不足，促進了僑鄉教育事業的發展。同時，華僑對民國教育事業的貢獻還不獨局限于僑鄉，其捐辦高等教育及創設教育基金，影響廣及全國，惠澤眾多莘莘學子。

　　(據《社會科學動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