閩南人家在傳承過程中，時刻鞭策著子孫后裔恪守仁、義、禮、智、信的為人準則，做一個區別善惡、懂得敬畏、講究誠信的優秀公民。正因如此，千載而垂，閩南地區政通人和、慈善事業發達。許多閩南慈善家，以慈修身，通達大智，千秋留名。

　　黃守恭：舍地建寺成就開元寺

　　泉南古稱佛國，名山勝剎，棋布星列。而這當中，法幢高樹、一派莊嚴的泉州開元寺更是赫赫有名。追溯開元寺的肇建和歷代修繕，又與“紫云黃氏”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晚唐著名文學家黃滔在《泉州開元寺佛殿碑記》中記載了一段重要的史實：“垂拱二年(686年)，郡儒黃守恭宅桑樹吐白蓮花，舍為蓮花道場。后三年，升為興教寺，復為龍興寺。逮元宗之流圣儀也，卜勝無以甲茲，遂為開元寺焉。嘗有紫云覆寺至地，至今凡草不生其庭……”這也成了現存的最早記錄“紫云黃氏”開基祖黃守恭舍地建寺的文獻資料。

　　黃守恭，號一翁，唐貞觀三年(629年)出生，泉州人。他少習詩書，博通經史，蜚聲士林。黃守恭年輕時“初事貨殖，后務農桑”，廣辟桑園，種桑養蠶，紡絲織綢。中年后，他家資豐厚，富甲一方，且為人慷慨，《泉州府志·卷61·唐·樂善》稱其“樂善好施，人稱長者”。

　　唐垂拱二年(686年)，守恭公因感桑蓮肇瑞，遂舍桑田、宅第，延請匡護大師主持興建寺廟。寺建成后，初名蓮花道場，因建殿時嘗有紫云覆地，又稱紫云寺，此即紫云黃氏肇宗之由來。撰于明代的《溫陵開元寺志》在“建置志”中稱：“大開元萬壽禪寺，舊在郡城西肅清門外，后城增廣，則寺當城內之西區也。唐垂拱二年，乙酉二月，州民黃守恭，晝夢一僧乞其地為寺。恭曰，須樹產白蓮乃可。僧喜謝，忽失所在。越二日，桑樹果產白蓮，有司以瑞聞，乞置道場，制曰可，仍賜蓮花名，請僧匡護主之。”寺建成后，寺僧感念黃守恭之大德，在戒壇東翼建檀越祠奉祀之。

　　黃守恭一生充滿積極的利世態度，在舍地建寺實行“裸捐”之后，黃守恭已居無長物，惟筆床茶灶相伴，卻教子志在四方，讓5個兒子自謀生計、創業興家，凸顯其智慧光芒。從現存的志書、碑刻等文獻資料上不難看出，歷代紫云黃氏族裔對于開元寺都有著一份獨特的情義，每每在寺廟遇到困難之時，慨施臂助。開元寺在唐代創建后，“歷五代十國而至宋，旁創支院一百二十區”，到元代合并為大開元萬壽禪寺。這里面有一所支院“七佛東院”，便是出家的惠安黃氏族人——嗣祖禪師重修的。黃守恭的裔孫滇南憲副、陜西參政黃文炳曾參與明萬歷丁酉年(1597年)開元寺的修繕。清代，黃氏族人重修開元寺檀越祠共有四次。民國初期，黃氏族裔黃仲訓、黃奕住、黃禮澄又相繼重修過檀越祠，除此之外黃仲訓還重建開元寺法堂，黃奕住獨修東塔，黃秀烺獨修西塔，黃念憶重修山門。

　　道詢：古今“第一造橋慈善家”

　　泉州造橋技藝在兩宋時達到了一個新高度，涌現出許多杰出的橋梁設計建造專家，如祖派、宗己、了性、守凈、道詢等。他們當中，南宋僧人、惠安凈峰人道詢尤其特別。據史載，他一生造橋200余座，尤以鳳嶼盤光橋、獺窟嶼橋、青龍橋等最為著名，可謂古往今來“第一造橋慈善家”。

　　惠安獺窟嶼(又名浮山，今屬泉州臺商投資區張坂鎮浮山村)，位于古時惠安的東南端，東臨崇武海面，南峙祥芝水域，西通泉州港口。然而在宋代，人們進出獺窟嶼并不方便，因為當時獺窟嶼僅靠一條由泥沙淤積而成的淺淺沙灘與大陸相連，一旦海水漲潮，人們便無法往來兩地。于是，心存善念的道詢率其徒，“拏舟運石”，建造獺窟嶼橋，“成橋七百七十間，南北跨岸”。這座獺窟嶼橋是道詢于南宋開禧年間(1205—1207年)建造的，據說建橋之時他才不到30歲。《福建通志》稱獺窟嶼橋“直渡海門，凡五里許。”獺窟嶼橋為兩岸的快速通行創造了條件，推動了獺窟當地商貿經濟的進一步繁榮。

　　寶慶二年(1226年)春，道詢主持募捐建造普濟橋渡。該橋渡位于泉州后渚港北側(今豐澤區城東街道潯美社區一帶)入海處的海上。所謂“橋渡”，即伸入海中的碼頭。普濟橋渡長七八百米，石橋東側古有一座航標塔。之后，道詢又相繼建成了彌壽橋、清風橋、登瀛橋等橋。據文獻記載，彌壽橋“在二十二都英頭白葉渡，宋端平間(1234—1236年)僧道詢建，長六十余丈(約190米)”;清風橋“在二十五都，宋僧道詢建”;登瀛橋“在十九都，一名‘回龍’。宋僧道詢建”。累累功績，言之難盡。

　　造橋是道詢急民眾之所急、解民眾之所困精神的體現。即使是到了南宋寶祐年間(1253—1258年)，道詢已年屆八旬，卻依然精力充沛，同時建造了兩座難度不小的橋梁——峰崎青龍橋和鳳嶼盤光橋，其執著的精神令人欽佩。青龍橋位于惠安縣輞川鎮下埭村與峰崎村交界處，橫跨林輞溪。南宋寶祐年間，道詢始建青龍橋。林輞溪不寬，但水流至此沖擊力巨大，據說，道詢為了緩解溪水對青龍橋造成的壓力，借鑒洛陽橋的造橋方法，為青龍橋構筑筏形基礎，減小基底壓強，提高橋梁的承載力。

　　同樣建造于寶祐年間的鳳嶼盤光橋，古時坐落于洛陽橋的下游(今豐澤區城東街道金嶼社區境內)，它曾是連接烏嶼(又稱鳳嶼)島北與橋南之東陸地的通道。烏嶼與橋南地區時常被海水阻隔，雖然古有石路，但“潮至則不可行”，兩地民眾往來不便。南宋時，這里海外商貿日益繁盛，有“金烏嶼，銀后渚”的說法，建造一座橋梁解決貨物運輸困難，成了當務之急。道詢于是募建石橋，寶祐六年(1258年)建成，此橋即為盤光橋。該橋對后渚、潯美、萬安等地碼頭或轉運渡口的繁榮，起了重要作用。

　　景炎元年(1276年)，宋端宗趙昰敕封道詢為“靈應大師”。這一封號算是為道詢的一生畫上了圓滿句號。于今，道詢和他所造的橋，都在歷史中不朽。

　　李五：舍糖滅瘟換萬民心中甜

　　在晉江人李五的身上，“兼善天下”的精神之光格外耀眼。李五，原名李英，字俊育，號自然，生于明洪武十九年(1386年)。鄉人以排行論，稱其為“李五官”。從22歲至30歲代兄督修安平大道起，李五就從未停下行善腳步。33歲時，他與四兄啟正共創晉江桂巖書院，造福村中學子;36歲，督修吟嘯橋;46歲捐修洛陽橋;59歲在浙江寧波鄞縣舍糖滅瘟;60歲時捐資重修六里陂水利工程;61歲在泉州東岳廟賑濟饑民……這些都是大的善舉，如果提及平日行善，更是不勝枚舉。

　　明正統九年(1444年)，李五販糖至浙江寧波。一天，李五聽聞鄞縣買糖者突然增多，便調運大批鳳池糖至當地銷售。當李五來到鄞縣后卻得知，此處正瘟疫肆虐，百姓盛傳只有服用泉州產的鳳池糖才可治病，故而購者日眾，一時間糖價猛漲。然而，面對這種“商機”，李五毫不猶豫地選擇了救人。為了讓窮人也能及時買到糖，李五當即決定為民舍糖。人們聞訊后蜂擁而至，李五見需者太多，索性在當地交通便利之處找到一口水井，每天將糖倒入井中，任民眾自取服用。不久之后，瘟疫根除，鄞縣因李五施糖而重享安寧。“舍糖滅瘟”一事涉及萬民的安危，李五肯舍一人之糖，換取萬家福音，這是真正為世間帶來甜味之舉。李五的善行發自于心，兼善天下的甜蜜，是萬世都能分享的。為了紀念慈善家李五，鄞縣的人們世世代代將李五舍糖的那口井稱為“恩公井”，直至今日，此井仍存。

　　在晉江還有多處與李五有關的遺跡，如鳳池李氏家廟、李英九落大厝、李五紀念館、福海堂、李五陵墓等。李五紀念館中陳列著李五坐式雕像一座，以及關于李五樂善好施的各種史書、碑記、匾額、照片、楹聯等，以供后人瞻仰。據該紀念館管理人員介紹，該館常年免費對外開放，為的就是讓更多的人了解李五的善行善舉，讓李五“樂善好施、惠澤民眾”的慈善之風繼續吹拂社會。

　　陳嘉庚：“華僑旗幟”傳承慈善薪火

　　陳嘉庚，字科次，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出生于泉州府同安縣集美社(今廈門市集美區)。他是一位近現代史上的風云人物，其事跡涉足經濟、政治、文化、社會諸領域，不僅是著名的愛國僑領、教育家、企業家，更是受人敬仰的慈善家。

　　陳嘉庚17歲開始在南洋淘金，經過20多年的打拼，他便擁有了15000英畝橡膠園，建起龐大的商業帝國。鼎盛時期，他的產業遍及五大洲，雇員3萬多人。作為泉州人的陳嘉庚盡管身處南洋，但始終保持愛國情懷，掛念著祖國。1906年江蘇洪澇災害、1908年漳州水災、1917年天津水災等自然災害發生后，陳嘉庚對災區人民施以援手、多方籌款賑災。在募捐方法和方式上，陳嘉庚也頗有見地。他認為，募捐一定要有人帶頭并多捐，這樣才能募集到較多善款，而通常都是他自己帶頭捐出巨款。另外，他提出捐款方式可以多種多樣，比如“特別捐、常月捐、節日獻金捐、貨物助賑捐、紀念日勸捐、賣花賣物捐、游藝演劇球賽捐、舟車小販助賑捐、迎神拜香演戲捐等”。持久的捐贈行為，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傳統慈善行為難以持續的不足。

　　致富后，陳嘉庚想得更多的是興學報國，提倡慈善事業要與教育事業相結合，通過教育來培養更多的慈善人才，推動慈善事業可持續發展。他先后創辦了集美學校、廈門大學等學校，辦學所需經費均靠其所經營實業來維持。陳嘉庚為籌集辦學資金，不惜變賣家產、出賣大廈。1937年他將廈門大學無償交給政府，廈大自此成為國立大學。陳嘉庚慷慨捐資教育事業，為無數學生提供了優質的教育資源，為中國培養大批優秀人才。陳嘉庚對僑居地的教育事業發展也頗為關注，他在新加坡長期資助、倡辦多所華僑學校，包括道南小學、愛同小學、崇福小學、南僑師范、新加坡水產學校和南洋華僑中學等，這些華僑學校對培養華僑生的愛國情懷、增強民族意識、加強華僑團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陳嘉庚認為，國家的繁榮和穩定離不開社會福利事業的支持。他積極捐贈資金用于修建醫院、養老院和孤兒院等社會福利設施，改善民眾生活，并多次投資修建水電站、水廠、公路、橋梁等基礎設施。陳嘉庚也非常重視文化事業的發展，他投資創辦了多個文化機構，為公眾提供了豐富的文化資源。此外，他還支持戲劇演出、音樂會、展覽等文化活動，促進了文化交流和傳承。

　　陳嘉庚的慈善思想是中國慈善的重要精神資源，其慈善事業開創了華僑公益回饋祖國家鄉的先河，對中國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激勵了更多的僑商，如李光前、黃奕住、施金城等參與公益事業，推動了中國慈善事業的發展。陳嘉庚先生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慈善精神、崇高品格，隨著時光前行，熠熠生輝。

　　(據《泉州晚報》)